卅年前购地如今鸠占鹊巢,权益人徒唤奈何!

2023-04-09 15:39 东来 中国财经日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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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签日期,伪造手续,一地两卖无阻拦

卅年前购地如今鸠占鹊巢,权益人徒唤奈何!

在一幅三十年前购置的土地上,竖起了别人建造的楼宇,原始购地人无可奈何。同一块土地,两套手续,两个“买家”,这荒唐的一幕就发生在今天的深圳市坪山区石井村内(原深圳市宝安县坪山镇石井村横塘经济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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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柏明93年买宅基地,两幅44个单元

事情追溯到30年前的1993年4月13日。现在的深圳市坪山区,当时刚从宝安县归入新成立不久的龙岗区。祖籍广东河源,在深圳工作的非龙岗区原住民黄柏明先生,在该区坪山镇石井村的横塘新村沙黎园油榨背(现石坡头25号),购买了两幅私人宅基地,合共44个单元(栋)。

需要说明的是,该44个单元已经原宝安县坪山镇人民政府、坪山镇国土管理所、坪山镇石井村民委员会、坪山镇石井村横塘经济合作社联合审核批准。

按照当时政策及其他方面等原因,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性质的石井村横塘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在4月13日,首先将此44栋私人宅基地,与横塘新村原住民彭运林先生签订了《转让住宅用地协议书》;接下来还是在13日当天,经济合作社董事长高善明又与黄柏明签订了与彭运林所签协议书主要内容相同,仅将该44个单元价格做了提升的第二份《转让住宅用地协议书》。

第二份协议书签订后,黄柏明按约定缴纳了19万元人民币的购买宅基地订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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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基地手续完备,20栋没有开建

黄柏明买下的两幅宅基地具体分为东边的24栋,合计7,333平方米;西边的20栋,约6,100平方米。东边的24栋在2001年被政府征收并得到了补偿;西边的20栋一直没有开发,黄柏明用砌围墙的方式,在地界上进行了标示。

购进宅基地后,黄柏明对全部44栋进行了分割,并将大部分私人宅基地分别卖给了他的亲朋好友。部份获宅基地者也都分户别,先后取得了当时的农村宅基地合法建设手续“两证一书”即《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宝安县居民(私人)兴建住宅用地批准通知书》。由此标志着“两证一书”的合法持有人,已经取得了对应宅基地建设的合法使用权。

黄柏明称,他和得到了宅基地的其他朋友一起,后来又陆续支付了150余万元的购地款。

2002年合作社再卖20栋地,时间倒签为“1994年”

黄柏明于1993年购买的西边20栋宅基地,因种种原因一直未有开发。近10年后的2002年,未开发的20栋宅基地竟然又被经济合作社现任董事长高志勇先生,利用职务之便和彭运林一起,以35万元的价格贱卖给了深圳市乔元星科技有限公司的陈庆祥先生,合作社还为此开据了一张35万元的收款收据。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深圳主城区快速成长带动原属偏远地区的坪山镇经济腾飞,坪山的土地价值不断趋于升值中,约6,100平方米的20栋宅基地价,近10年后已升值至数百万元。此时的这幅地倘若只卖35万元,是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的。也许是这个原因,合作社出具的这张35万元卖地收款收据,将卖地日期倒填为1994年,并在收据上令人不解地注明:“此收据村小组不入账”。

还需指出的是,在35万元收款收据“经收人”栏签了字的彭运林,却在后来2017年和2019年的两场涉案土地诉讼中,均否认了其有过这一卖地收款的事实。

2002年陈庆祥“买地”后,在20栋宅基地围墙内建起了一栋单身公寓和一栋厂房,对外出租使用直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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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证明自相矛盾,村领导一手遮天

2002年的高志勇村长,在1993年已向黄柏明卖地44栋后,却再一次将其中的20复“卖”一次,是为典型的“一女两嫁”活剧。

和1993年卖给黄柏明的那次不一样,2002年高志勇利用职务之便“再卖”,堪称为“买方”陈庆祥提供了极尽周到的“服务”。其主要表现是为满足客户陈庆祥的多方面需要,高志勇利用职务之便开具了多份假的土地来源证明。即使在法庭诉讼过程中,高志勇也一样如此,其所为已涉嫌构成伪造证据罪。

遗憾的是假证据难免内部逻辑矛盾。例如在两宗涉案土地的[2017] 粤0307民初1066号,和[2019]粤0310民初390号诉讼中,高志勇就同一涉案土地出具的《土地来源证明》,其内容是完全不同的;再如高志勇于2004年让横塘村小组出具的《证明》,与35万元《收款收据》上的时间明显不符。《证明》上写的土地转让时间是1993年,而《收款收据》则是1994年。

除此之外,黄柏明等人还向多个机关举报,44栋宅基地中被政府征用的24栋,其政府征地补偿款22.6万元曾错拨给了村里,后有关部门明令应予收回后给到黄柏明,但黄柏明至今却未收到。

截止目前,1993年购地的黄柏明等土地权益人,其利益仍然在受到侵害中。黄柏明等人多年来一直上访,要求党政机关和纪检部门严查高志勇的问题,追究相关违法违纪人员责任,还受害人以公正。虽然部分党政机关在相关文件中一定程度上有过支持受害者的诉求,但却也有个别领导针对投诉和控告,推说“农村基层干部水平低”;部分干部还以现在的法律,试图去衡量和解释历史存在问题。无论如何,其最终结果是,黄柏明等反映的实质性问题,迄未得到解决。

其高层不断强调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在政府治理水平和行政效能较高的深圳,发生的这一看上去并不复杂,且很容易查清的历史遗留问题,究竟何时才能够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法印)